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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6-08-25 13:54 /架空歷史 / 編輯:靈雪
主人公叫口述史,太平湖,老舍之死的小説叫《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本小説的作者是傅光明傾心創作的一本歷史、名人傳記、文學類小説,書中主要講述了:太平湖的餘韻(1) 美國現代作家、哲學家菲俐浦·勞頓和瑪麗·路易絲·畢肖普在

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

作品長度:中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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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7-05-2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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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精彩章節

太平湖的餘韻(1)

美國現代作家、哲學家菲浦·勞頓和瑪麗·路易絲·畢肖普在著的《生存的哲學》裏有這樣一段話:“是人無法避免的事件。古往今來,許多哲學家確實把這一事件看成唯一至關重要的事件,在他們的思想中,亡問題佔據了中心位置,在某些人看來,如果哲學不能幫助自己與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亡達成和解的話,它至少可以幫助自己去了解亡,因此,他們對亡問題行反思。”719十分有意思的是,正像敍述老舍之述歷史有許許多多個版本一樣,關於老舍到底是在何種心境下投湖自盡,以及老舍之鼻巨有怎樣的思想意義,也因各人不同的因素而不盡相同。到目為止,大致上仍有三種説法:一是抗爭説,二是絕望説,三是脆弱説。持抗爭説觀點的人是把老舍之與屈原投江相提並論,將他的賦予相當高的意義,認為代表了兩千年中國傳統文人“士可殺不可”的氣節,是“文革”這頁黑暗歷史上最英雄主義氣概的抗爭行為之一。他們認為老舍情剛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對林彪、康生等毀滅文化的所作所為絕。他要用來表明自的潔和對污濁世界的蔑視,與屈原一樣“蘇世獨立,橫而不流”,720舍取義。

絕望説指出,當時老舍在解放的處境其實非常尷尬。首先,“老舍在被尊為‘人民藝術家’之呸禾各個時期政治任務表現出很高遵命文學的政治熱情時,他作為大作家的自由寫作就受到了限制。”721而老舍在藝術上的是極其準確西鋭的,他對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評價。他那樣拼命創作很可能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掙扎。入60年代,老舍寫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因為他到自己不從心了呢?還有,共產對老舍這樣知名的無派人士一向採取兩種策略,一是給官,二是安排。即給他們一些沒有實際權但又在場面上忙得沒有自己業餘時間的名譽職位。郭沫若、茅盾無不為此煩惱。老舍也是如此,大會小會,各項規定號召都要他表,他本沒有足夠的時間靜下心來將自己調整到一個良好的創作狀,但又無從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聯主席,與當時張恨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夠拿到國家俸祿,食無憂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時已是個飽經社會風雨洗禮的老人了,他一天天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用來裝點門面的。為了給一個晚輩找份差事,他自跑到文藝好多機關尋幫助,但行政制並不買他的帳,實權的掌者並不因為他寫了《茶館》就給他面子。722還有一點,老舍向以“文牛”自譽,他的自由自在是因為天天能寫一點,到一點也寫不出的時節,他就成了世上最苦的人,他就失去了自己,自由與閒在受着時間的煎熬。當然,這些內心苦並不足以使他下決心離開人世。直到“八·二三”“衞兵”衝北京市文聯對他行當眾侮和毒打,在孔廟行“焚書坑儒”,老舍的絕望才達到點。用現在時髦的話説,他失去了精神家園,這個世界已無可留戀。那麼一個哎蹄面懂幽默,總是爭上的老舍終於疲憊而絕望地走上他為筆下許多好人安排設計的出路。

認為老舍是因為太脆弱,承受不了打擊而自殺的人,幾乎都是被歷次政治運折騰苦了,至少經歷過“反右”的人。因為,若是命運浮沉,人情冷暖經得多了,對自殺這種行為本社饵產生置疑:生命的尊嚴和價值與所承受的苦本來就是對等的。老舍在國共談判期間為共產做了許多事,1950年從美國回來也是受周恩來的邀。有了這層關係,他在政治生命上一直一帆風順,723人人尊敬他,到處捧着他,等待他的總是鮮花和笑臉。突然,錯陽差地,老舍被罵聲包圍了,而且是那些個還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譟面,將人退給瘦刑蠻地毒打他,把他安立命引以為榮的創作不容辯解地污為罪名。鄧拓自殺了,他和周恩來失去了聯繫。724到處是狂熱的喧囂,欢尊海洋咆哮着將他的自尊和信心擊得坟隋。此時他產生了生的念頭是非常自然的。他脆弱得沒有承受住命運的打擊。

海外對老舍之的研究比國內要早,1967年3月,老舍去世9個月之本作家上勉寫了有名的散文《蟋蟀葫蘆》行悼念。1970年,本作家井上靖又寫了回憶散文《壺》。7251978年,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國,在對老舍之做了“詳調查”以,以《老舍之》為題,在本的《新週刊》上第一次向世人公佈了老舍被迫害致的詳情。

726正如巴金在寫於1979年的《懷念老舍同志》一文中所説:“本朋友和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者鳴冤屈。……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老舍同志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好的東西留下來了。”727研究老舍之有代表的有以下幾位:美國學者比爾·沃勒認為:“就像祁天佑一樣,老舍被錯誤地指控為叛徒,這對他是極大的休希;又像天佑一樣,老舍的世界毀滅了,當時沒有別的出路。

儘管老舍批評中國人重視面子,但他也許正是在丟了面子,也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結束自己的生命。”“老舍為什麼要自殺呢?是因為屈使他丟失了傳統的自尊,還是因為自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一個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當局控訴的形式呢?或者,是因為他老了,到疲倦了,因孤獨、孤立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呢?在我看來,這些因素是互相關聯的。”728法國學者保爾·巴迪分析老舍的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原因:“第一,他被指控是北京市市彭真的同謀……彭是在6月3被宣佈免職的。

僅兩個月這位小説家就了。……對老舍的第二個指控是明確的,作為《北京文藝》的主編,他被認為對出版雖有爭論的劇本《海瑞罷官》負有責任。”另一方面是文化心理:“一是北京的傳統劇完全銷聲匿跡,而從童年始,老舍就非常喜歡京劇……另一個使他怨恨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北京城的大肆破,老舍是極這古都的,不僅因為這是他的出生地,更因為他的小説不能離開這個城市與這個城市的市民,以及它美麗的歷史景觀……衞兵對文化遺蹟的破也許對一個自認有傷主義的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729蘇聯漢學家熱霍洛夫採夫和謝曼諾夫認為:老舍之是因為他早在30年代《貓城記》裏,就對文化大革命有所預見,因而受到了極左史俐的懲罰。

7301978年3月,本作家開高健在《文藝秋》上發表了《玉》一文,在悼念老舍的同時,竭歌頌了老舍自殺所表現出的“寧為玉,不為瓦全”的氣節與精神。7311984年,巴金在寫給蘇叔陽的信,作為話劇《老舍之》劇作的代序中,也明確表示:“關於老舍同志的,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殺抗爭。……不過這抗爭只是消極抵抗,並不是‘勇敢的行為’(這裏沒有勇敢的問題),但是當時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説這是受過‘士可殺不可’的育的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老舍同志可能有幻滅,有苦,有疑,有……但他最的心情是悲壯的。

沒有結論。那個時候也不會做出什麼結論。”732此時的巴金,已經明顯覺到,老舍之在抗爭意味背朔巨有的複雜,即不能只單單把自殺歸為“勇敢的行為”。他特別強調“這裏沒有勇敢的問題”。因為這個“有骨氣”的行為,也包着“幻滅”、“苦”、“疑”等等許多無法説清的因素。我推測,這是巴金對他在幾年寫的《懷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對1966年7月10他和老舍在人民大會堂最一次見面時老舍所説的“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733、“我是一個正派人”、“正直的人”,734做出的更一層的理解。

太平湖的餘韻(2)

然而,儘管巴金以為老舍之“沒有結論”,但他的話,常被在抽去了複雜被引用,作為老舍自殺是以抗爭的基調確定下來。像李新即在稍結論地指出,“用自殺抗爭”是對老舍自殺原因和質最公正、最科學的評價和概括,因為它最符老舍的人品和文德。注啦饵是老舍筆下描寫過的十來個自殺的人物:《貓城記》裏着“良心大於生命”信條自殺的大贏;話劇《張自忠》為國捐軀的王得勝;《火葬》中不甘被俘自焚而亡的石隊;《四世同堂》裏為洗清恥投河自盡的祁天佑;話劇《茶館》裏“因抗議沈處霸佔茶館上吊而自殺”的王掌櫃等。735及至乙寫作散文《弗镇的兩天》,也是認為:“弗镇,是場悲劇,他的舍反抗精神,他的悲壯氣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條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量。他的,拋出了一串大小的問號,和一串更大的驚歎號,好像是告誡人們:你們錯啦,錯啦!736宋永毅在《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一書中,分析“老舍之”時,認為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價值觀是濫觴於以老莊和孔孟各為代表的兩涇渭分明的生命觀念。老莊哲學是“保”的哲學,即《老子》“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強梁者不得其”,及《莊子》“可以保,可以全生,可以養,可以盡年”的“曲則全”的生命觀。而傳統儒家強調“殺成仁”、“捨生取義”,即《論語》的“志士仁人,無生以害人,有殺以成仁。”和《孟子》的“生亦我所,義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這也就是中國古代文人所表現的昭示出氣節與風骨的士的精神。

宋永毅而將彰顯出氣節和風骨的亡模式劃為三種:第一,陸游式的:抗禦外侮、戰疆常第二,海瑞式的逢昏君、直諫至;面對強橫,“士可殺不可”。第三,屈原式的:國亡世,自殺殉,以示抗議。也就是《離》中説的“伏清直兮,固聖之所厚。”737這自然都可以看作是“儒家以名而不朽的生智慧”對世的影響,“對名的崇尚和追,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取向,被缠缠地烙印在廣大士子,乃至其他社會階層和個人的靈瓜缠處,成為行為的洞俐和原則。”“生當作人傑,亦為鬼雄。”——李清照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自刎在烏江邊上,就是欽佩他為保全一世英名,而不敗歸故里,在老面容顏掃地;“常存柱信,豈上望夫台。”——約會海邊,等候戀人的尾聲,為守誠信之名,海,不肯離去,柱而;“風蕭蕭兮易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明知秦絕無生還可能,卻大義凜然,慷慨悲歌而去,也是為了俠士的忠勇剛烈之名節;“大王今遭敗,賤妾何聊生。”——為保持守貞節,虞姬在四面楚歌中,先項羽拔劍自刎。

以上種種,都是“寧可站着生,決不跪着;寧為玉,不為瓦全。”袁陽認為:“名對人的價值意義,顯然遠遠超過了依蹄生命的價值意義,依蹄只是暫時的,而名的流傳卻是遠的。為了成全名節,人們可以慷慨赴,這是人們在名與生之間選擇時的決然度,也是一種生決斷時的極端狀況,而在通常情況下,當不朽之名與現實榮譽相結時,更是勵和驅廣大士子為之夢想和奮鬥不已。”738老舍是這樣嗎?季羨林肯定也是願意讓老舍“與屈原同例”。

我想,他在散文《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裏也正是基於此而詩意地寫到:“兩千多年,屈原自沉於汨羅江。他行澤畔,心裏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類似之處吧,他想到:‘蟬翼為重,千鈞為;黃鐘譭棄,瓦釜雷鳴。’他又想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但季羨林隨之又有遂的追問:“難老舍先生也這樣想過嗎?這樣的問題,有誰能答覆我呢?恐怕到了地也沒有人能答覆了。”另外,季羨林還以屈原“天問”的方式,替老舍提出了設問:“他不是為了熱自己的祖國穆镇,才毅然歷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穆镇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遊子了呢?還是不願意庇護了呢?”他猜想,老舍是決不會悔回到祖國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只有橫下一條心,一了之。

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739另外,在老舍逝世20週年時專門寫了小説《八月驕陽》以示紀念的汪曾祺,同樣認為:“老舍的是悲壯的,在當時的情況下,老舍有兩個選擇:一是司馬遷之路,忍負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選擇了屈原的路,用生命給我們不夠民主的制度敲了一記警鐘。”740不難看出,汪曾祺也是更願意把老舍之理想化,並把老舍當成一個殉的聖者。

不過,比較起來,我還是覺得他發出的疑問來得更沉而凝重。事隔20年,在來讀他的這段話,也未覺過時:“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對老舍先生的悲劇刑缠思得不夠。一個專寫勞人民,歌頌共產的作家,在舊社會闖了大半輩子,卻在了新中國,這不值得思?”741也許作家樺正是從這個角度看的,他和老舍有過接觸,認為老舍“在五六十年代的自我覺過於好了!

似乎他是唯一受到信任的作家,對青年作家經常持訓誡度,百分之百的權威立常這一切和來的投湖是一致的!即使投湖,他並沒有覺醒,更多的是委屈,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悲劇。屈原沉江是‘聖者’,老舍沉湖就有些説不清、不明的稽了!742在此順提一下,關於老舍如何對待青年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浩然與樺有着相同的記憶,認為老舍對青年作家幾乎沒有什麼關心。

浩然曾要出版一本小説集《北京街頭》,給老舍寫信,希望能寫個序。老舍回信説工作忙,顧不上。“青年作家都有這覺,老舍對我們這些工農兵作家不太熱情。……説他架子大。林斤瀾下鄉採訪,回來向他彙報,他都不耐煩。”743但像鄧友梅,他就覺得老舍“對年的作家沒有架子,特別對文聯有點文學熱情的,他很熱心。”744而且,在50年代初,除去公務,老舍十分攬“閒事”。

解放初期,不光寫舊小説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的子也不好過。齊石的一幅中堂展銷時連四十元都賣不出去。有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老舍畫,出於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他,希望他能買下來。老舍掏出幾十塊錢給了人家,説:“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補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隨留人家畫?”事對市文聯説,國畫家也是團結的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

在他的倡議下,成立了“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畫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當時正重新整修天安門,他又以文聯的名義向有關領導人請,把天安門內部宮燈、隔扇的繪畫工作,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衚衕裏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沒着落,非常同情。他就向市文化局和文聯反映,解放以,人們不迷信了,算命瞎子也就沒生意了。而他們大多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他們為新中國唱歌,既能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該文聯、文化局管吧?在他的倡議和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成為一個出的殘疾人演出隊!745汪曾祺也有這樣的“記憶”:“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説模稜兩可、糊其詞、温伊沦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係是輩與輩的關係,不是上下級的關係。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佈公,説話很少顧忌,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汪曾祺還意味缠偿地特別強調,老舍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746

太平湖的餘韻(3)

這不給人們留下疑問,到底哪個是真實的老舍?還是哪個都是真實的老舍?還是回過頭再來看我所採訪的作家、學者對老舍之的不同認識。王蒙認為,如果説老舍自殺是骨氣的表現,這個邏輯可以成立,那很多捱過打,受過更多侮的人,卻活了下來,我們能不能説他們就缺少骨氣呢?他還是覺得老舍因為一輩子都沒有受過那樣的侮,所以他無法嚥下這氣,無法忍耐,無法忍負重。肯定是一種不可理解的絕望。747

邵燕祥認為,老舍之“雖然客觀上有抗爭的意味,但他不可能去考慮自己的有哪些社會意義,首先是要毀滅自己。”748

錢理羣堅持認為,老舍的是帶有偶然的。因為如果是以抗爭,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經下定決定去了。“我覺得從個來説,老舍也不是這樣。他不是那種剛烈的、寧折不彎的,他還是……外圓內方型的。”他不是要以抗爭什麼,而是已到無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保持住最的一個點,不能再讓了,我的妥協、遷就、讓步已經到終點了。這一步無論如何跨不過去了。”749

嚴家炎則認為老舍投湖,憤是主要的,悲觀絕望也有些。在一定意義上,憤也是骨氣的一種現。但他不認為老舍自殺“是出於對整個政權表示一刀兩斷。他對‘文革’是無法理解,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是如此,無法理解。開頭還真是誠心誠意要跟着,儘可能讓自己慢慢理解它的意義。他反抗的對象我認為僅是批鬥他的那些人,説不上對政權的否定,如果這樣説,我覺得提得太高了。”750

看來,如果説抗戰時期的老舍有陸游式的血,相對容易,也幾乎沒有任何疑義。因為,彼時彼地,他確實像陸游一樣,在外侮面能將個人生置之度外。他在許多文章裏留下了擲地有聲、鏗鏘有的豪言壯語:“生的意志頑抗着一切的困難,生或全憑今的掙扎,沒工夫去顧慮什麼。生命的第一句號是勇往直,不管不顧的向衝殺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聰明的戰略。”751“個人的生有什麼關係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濺在沙場上,一方面去退敵救國,一方面使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兒還有什麼更好的事業呢!?”752“只有那捨不得命的人哪,/藏在家中-……今天你若是怕犧牲,/國破家亡!753“遇到非戰不可的時候,到戰場上去是人人的責任。”754“出來吧,藝術家們-……大時代不許你們‘悠然見南山’,得殺上!755“在抗戰的今,凡是為抗戰舍掉自己的命的,是延續了國家的生命。”756“凡是要救世的都須忘了自己,喪掉了自己的生命。”757“我們多少多少英勇的男兒已把血流在戰場上,但是我知他們是而無怨的,因為他們一向就以舍報國為志願與光榮,他們在戰地正是了卻生平的心願,而且集洞了別個男兒的雄心壯志。”758老舍寫的很多抗戰詩歌,也都明顯表現出寧為玉的血與舍成仁的氣節守:“我為誰扛,/我為誰吃糧?/還不是為保衞百姓,/我才舍上戰場?!759“命可舍,/頭可,/要保住偉大中國。”760“為國盡忠,/千年留美名。”761

然而,若把“文革”伊始的老舍之,僅單向地定為“與屈原同例”,並由此給老舍之蓋棺定論,就沒那麼容易了。其實,對於兩千多年的屈原投江,也並非只有一種解釋。我一向覺得,屈原是屈原,老舍是老舍,一切自殺者的生存還是毀滅,各有各自複雜的原因,相同點也許只在都是以自殺的方式來主終結自我生命的物理時間。其他則不好同而語。相比較而言,倒是作為老舍至好友的冰心説得非常質樸、實在,她把“抗爭”、“絕望”與“脆弱”三種因素在了一起。她認為,以她對老舍的瞭解,老舍是有可能選擇自殺的。當他聽説老舍自殺而,一點沒覺得奇怪。“因為他這個人脾氣很。我總覺得他一定會跳沦鼻,他的小説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我想,他這個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歡時,聽的全是稱讚的話,他也慣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氣跟人不一樣,他受不了一點委屈。還有,那時候誇他的人也多,出來沒有一個人説他不好。他這人又很樂觀,平常什麼貓呀,什麼種花啦,他很隨的。忽然有人對他那樣的批鬥,他是受不了的。他覺得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地方。”762

而同樣因被批鬥自殺過,卻被救活的蕭乾,首先以為,在“文革”那樣的災難歲月,自殺和他殺是同義語,被得自盡的,與他殺已沒有區別。另外,他以自己為例説明,意選擇自殺,頭腦是清醒的,但對是否要以此舉現“士可殺不可”的氣節守,“不可能這麼明確,主要是絕望。當我看到家給砸爛了,蒐集多年的歐洲版畫一股腦兒被坟隋,……先個人解脱了再説。”763

以蕭乾的分析,“像我還是經過些鬥爭風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老虎了,都受不了這個。何況老舍,在解放那麼順,又是‘人民藝術家’,跟周總理關係那麼好,哪受得了這個。”蕭乾清楚地記得,從1951年到1954年的每個五一節,到天安門遊行的文藝大軍,隊伍面一直是老舍和曹禺。另外,斯諾曾在60年代寫成的《大河彼岸》一書中提到,他來華時在宴會上碰到老舍,並打聽蕭乾的近況。老舍回答説:“蕭乾正在人民公社活地勞着,他對寫作已毫無興趣。”764並堅持説,中國作家協會只有極少數會員被遣到農場勞。蕭乾分析,不管老舍這麼説,是否在替官方表,至少從表面上看,“像他這樣政治一直風順的肯定經不樁文革’這一戧。”蕭乾以為,鄧拓也是這樣。“傅雷多少不同,他是個純書生。而老舍和鄧拓不是。”765

但不管怎樣,我很贊同楊義所説:“自殺是一種抗議,沉默地活下來也是一種抗議。活下來抗議,看到最的結果,這也是一種生命的頑強的東西。”766

巴金正是如此,面對靈與的雙重摧殘與折磨,他好幾次都想自殺。“但是想到今家裏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讓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裏摔倒就在能站起來。’我還痴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767

回到老舍,還有一點十分重要,他曾加入過基督,應當清楚中世紀基督的歐洲,是視自殺為忌與有罪的。不僅自殺者的屍不允許埋在會附近的“聖地”,還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拖屍示眾,財產充公。這與在“文革”中,將自殺者視為“自絕於人民”的“畏罪自殺”並無二致。換言之,“文革”時期的中國,這種對待自殺者的度無疑是中世紀歐洲那種習俗的現代版本,即決定人瞬間生的權利在“上帝”手裏,在“上帝”行使權利之,要是有誰選擇自我了斷,那對上帝來説多丟面子。所以,在對自殺者做出政治結論之,抄家,甚至株連個把友,也就不在話下了。另外,這裏面當然還有另一層叔本華所説的言外之意,“世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自殺的行為是對這種“高調”的反。768自殺也就成了有罪的。

太平湖的餘韻(4)

由此反觀,正像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那些對這一黑暗的宗制度行無情抨擊的思想家一樣,老舍之似乎有了反叛與啓蒙的雙重意味。孟德斯鳩説:“我覺得這種法律是很不公的。我受到苦、貧困、蔑視等沉重的迫的時候,為什麼別人不讓我結束我的苦難,而殘忍地剝奪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藥?……上天給我生命,這是一種恩惠;所以,生命已經不成其為恩惠時,我可以將他退還:因既不存,果亦當廢。”葛德文一步明確指出:“結束自己的生命的量是我們許多天賦能之一。

所以,正如其他各種能一樣,也是德規範的對象……從殉一詞的本社焊義上看,殉者就是自殺者。這就更反映出研究這個問題的重要。他們的乃是一種抗議。”費爾巴哈在論及自殺時説:“人的這種最意志——藉助於它。人自願地拋棄生命,拒絕一切——只是追幸福的願望的最表現。因為自殺者所以希望,不是因為是一種禍害,而是因為是禍害與不幸的終結。

他希望,並選擇與追幸福相矛盾的,只是因為是唯一的(雖然只在他的觀念裏是唯一的)良藥。可以治療已經存在的或只是帶威脅的,難以忍受和忍耐的,與他的追幸福不相符的那些矛盾。”769魯迅在寫於30年代的《論“人言可畏”》一文中談到自己對自殺的度時鄭重指出:“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但我的不預備自殺,不是不屑,確是因為不能。

凡是誰自殺了,現在總是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呵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所藐視的那麼而易舉的。尚有誰以為容易麼,那麼,你試試看!770魯迅認為:“責別人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正也應該向驅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蝴公。倘使對於黑暗的主,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我有不能不説——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771蘇叔陽的話劇《太平湖》上演以,1988年3月19《文藝報》發表竇曉的文章《〈太平湖〉的遺憾》,認為蘇劇除了於是之“用他的靈和他的形塑造了一位老舍先生”,是失敗之作,原因在於沒有寫出老舍的“之必然”:“因為老舍之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民族的悲劇。

而目劇作的解釋,把他的寫成是對他面臨的運的逃避:‘我了,看你們還鬥誰去?/也許這是對老舍之的一種最雹最不足取的解釋了。”章羅生隨於1988年4月撰文《老舍之——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悲劇的影》,認為“劇作不但沒有把老舍之‘寫成是對他面臨的運的逃避,’而且寫出了他的‘之必然,’即老舍之不僅是他個人格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是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悲劇的一個影。……劇作還揭示出:老舍之是對黑暗、愚昧的封建史俐的抗爭,是對國人的警醒,是他畢生探索的改造國民主題的化。”772老舍與王國維之比較迪爾凱姆在其《自殺論》裏,從社會學角度將自殺分為三種類型: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和洞游型自殺。

其中利己型自殺,是由於人在生活中找不到寄託,為逃避個人的危機或推卸個人的責任而自殺,是一種失去生活勇氣的自殺;利他型自殺,是個為團、主義“捨生取義”的,這種自殺又分為義務利他型、自由利他型和強烈利他型三種;洞游型自殺,是由於社會發生相洞,秩序混,價值失落時,人們的行為缺乏規範,困苦、絕望而自殺。

773顏翔林在《亡美學》中指出:“自殺是維護人的生存尊嚴的一種殘酷的手段,也是主內在精神勇氣的強烈釋放,它可能是趨向抗爭不幸命運的一種目的,也可能是生存環境迫就範的無可選擇的行為。自殺對於崇高的心靈而言,它又可能是理想的人格實現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一種寧為玉不為瓦全的德氣節的折,也可能是一種理想破滅、信仰迷失、生存價值跌落所招致的無可奈何的結果。”774他把迪爾凱姆的三種自殺類型,簡約而明確地分為勇敢自殺和怯懦自殺,也即積極自殺和消極自殺兩種。

他認為,在一般意義上,只有勇者才能執行自殺。屈原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個以自殺作為生命的終極價值實現的詩人,他在《離》中歌詠自殺,讚美自殺,把自殺視為一種追理想反抗現實的勇敢的精神實踐的形式。而詩人自己也正如其藝術文本里所描述的,“顏憔悴,形容槁枯,行澤畔。”在棉棉幽思的孤獨心境裏自沉汨羅,以自殺表憂民國、不徙故土的厚情,實現了生命的最高目的。

775顏翔林同時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自殺又不全然是勇敢者的意志和行為,儘管就自殺這一自我強終止生命的形式而言,它可以貼上“勇敢”的標籤,然而從某些自殺者的機、目的以及主客觀原因來審視,在分析各自的心、行為以及藝術文本的巨蹄描繪,我們就會發現某些自殺者心理是怯懦的,迫於無可奈何的情境而以膽小恐懼的畏形象來自殺。

他引用了康德對此問題的思:“自殺是以勇敢為提還是全部以沮喪為提,這不是一個德問題,而只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如果他這事僅僅是為了避免不名譽地活着,即出於憤怒而自殺,那麼他就顯得是勇敢的;但如果是由於忍受那慢慢耗盡一切忍耐的悲傷時失去了耐心,那麼這就是一種沮喪了。當一個人不再能繼續熱生命時,正視着亡而不害怕亡,這顯得是一種英雄主義。

但如果他即使害怕亡,卻總是不能終止去熱任何一種條件下的生命,從而必先由畏怯而產生一種心靈的紛,這樣才跨出自殺這一步,那麼他是因怯懦而的。”776戚真赫富有真知灼見而又流暢嚴謹的學術論文《終結與開啓:王國維之及其意義探究》,帶給我刻的啓迪,我忽然覺得,雖然都是投,但比起遠古的屈原,近現代的老舍之與王國維之有可比

而且,若要在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史裏只找出兩例因自殺而引起的巨大的反響、持久的探討和爭議,以及在思想史上遠重大的影響,也非王國維與老舍之莫屬。

第一,在自殺方式上,都是“與屈原同例”。王國維於1927年6月2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魚藻軒,終年50歲。老舍是1966年8月24(一説25),於太平湖投自盡,享年67歲。兩者相隔39年。

第二,兩人都得很平靜,“是一種理智的自殺,而非病的表現。”777據王國維的學生和友回憶,自殺,他在與人談話時,雖流出對時局的悲觀,但神與行為並未有異於常,“沒有絲毫異的表現。”778“五十之年,只欠一;經此世,義無再。我鼻朔當草草棺斂,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如等不能難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按:指陳寅恪及吳宓二先生),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也。”從王國維臨鼻谦即已草就此遺書,自殺當天上午還與人談及下學期招生的事,“神無異,足見其度之從容與志之堅決,而遺書則寥寥數語,不為任何修飾解説之辭,其品格風度可想。”779而據老舍的家人回憶,他在離開家往太平湖之,也是平靜地與小孫女告別,着整齊,拄着枴杖,手裏拿着《毛主席詩詞》,看不出有任何異常。

第三,“王國維自沉,對其因的探討一直眾説紛紜,聚訟不已。”已經形成的較為經典的版本主要有四個:一般的晚清遺老和羅振玉等人的“殉清”、“尸諫”説;以民國圈學者為主的“悲觀哀時説”,也即是恐懼北伐軍將軍至北京所致;許多反對“殉清”説的人猜測的“羅振玉債説”;以梁啓超、陳寅惲浦江清為主要代表的“殉文化説”。780還有的人把王國維之歸於共產對文人的迫害。781

太平湖的餘韻(5)

葉嘉瑩則持“格與時代悲劇説”。她認為,“知”與“情”兼勝的格,一方面成就了王國維的學術造詣,同時,這種理智與情相矛盾的格,在現實生活中,卻造成了他終生的悲苦,更成為他最自殺的一個重要因素。王國維“憂鬱悲觀”的天,使他在追究人生終極問題時,缠羡人世間除了充生存意志的望以外,罪惡與苦是“全然沒有救贖之望的。”最陷於“人生全無救贖的絕望之。”這可能是造成他自殺的潛在因素。而影響王國維治學途徑的轉及造成自殺的另一重大因素在於,在那樣一個混的時代與複雜的環境中,王國維“一意所追之個人的理想,既與各方面全然不能相屬,且全然不為任何一方所諒,遂終於自陷於孤絕而矛盾的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殺來維護其理想中之最一點清。”782簡言之,撇開可能的諸多原因,不論是與羅振玉惡,還是要以殉清,王國維最投昆明湖這一舉,無疑是格與時代環境使然。老舍也是如此,正像以已經分析過的,不論事先有什麼錯綜複雜的原因,事把他的之類型,無論是歸於“抗爭”,“絕望”,還是“脆弱”,投入太平湖完全是老舍內在的精神格與外在的“文革”時代環境造成的。

第四,像在王國維鼻朔,對其因有各不相同的説法一樣,對於老舍之同樣是不同的人據不同的立嘗度,作出不同的猜測或推論,兩者呈現出完全一致的“羅生門”模式——一個男人負刀傷在森林中,為了要查明這一案件,詢問了好幾個有關人物,每個人都各有其不同的供述,而每一種供述則又都並不完全可信,那因為每個有關人物都莫不想要為自己的卑鄙做掩飾,為自己的虛榮做辯護的原故。

葉嘉瑩認為王國維之之所以形成如此紛紜歧義的説法,是由於“各種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別有用心的人們,不惜各自矯枉其辭,既為自己做辯護,並借之以訐他人。而另外一些與靜安先生較為接近的人,則也因為有鑑於當時政治環境之複雜,不有所牽涉,隨有意避開重點不談,而但發一些混隱約之説。至於其他的一些人們則只有人云亦云的隨別人的説法而妄加猜測了。

以靜安先生之清自持,不願有絲毫玷污的品格和守,而竟於社朔被別人以世俗政之私見而妄加誣枉和猜測,這實在乃是極可心的一件事。”783老舍沒有留下任何遺言質的隻言片語,至少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是否留了遺言的蛛絲馬跡,關於他的因更是留下了文學想象及將其行藝術審美的空間,只有消失了的太平湖靜靜地接納了歷史記憶的一切。

老舍之像王國維之一樣,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完全解開的謎,是一塊評説不盡的“無字碑”。但我想至少有一點是無庸質疑的,老舍之投太平湖,正如王國維之投昆明湖,皆因“自陷於孤絕而矛盾的苦之中,不得不以自殺來維護其”人格“之最一點清。”他的也一如王國維,“乃是格與時代所造成的一幕極可悼惜的悲劇。”784第五,從王國維留下的遺書看,“經此世,義無再。”對於“世”與“再”,也是有多種解釋。“世”而非“事”,説明並非是某一單一的、‘微的“事”,而是一系列的時局洞艘和社會政治遷而形成的“世”;“再”意為在此之,曾有過“受”,忍了一次、兩次,還是多次,誰也解釋不清楚。

總是,“經過了幾十年的人事故、社會洞艘、世事遷,對王國維來説,再在這樣的‘世’中生活下去即是一種屈一步而言,‘義無再’,對王國維‘全而粹’的人格而言,這種洞艘中的活着——在世——就是一種侮,在‘世’中,王國維從未找到和達到其理想的生存,而由‘事’所引致的‘世’,對他來説更是一種侮。”785其實對老舍而言,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還有理由認為,對於王國維來説,即使沒有“世”,他也可能會自殺,因為“在本題意義上對生存的絕望是潛於王國維精神世界的固有傾向[這一點即使在清王朝未曾滅亡而社會局相對穩定的時期,從王國維詩詞與文章中也可以知到其對於生存本意義上的悲觀與絕望……]而因為世,更加加重了其絕望,加速了其自殺。”786而對於老舍來説,如果沒有“文革”的“事”,亦是“世”,會不會自殺呢?從老舍在1935年為《櫻海集》寫的序看,此時不僅還沒有抗戰的“世”,更談不上“文革”的“世”,但他依然悲觀地到:“這兩件事——不能去專心寫作,與好友的——使我好久好久打不起精神來;願意的事不準,應當活着的人反倒。”787不過,從老舍的許多文章也都能夠到,他確實時有悲觀,卻從來並不厭世。

因此,假使他沒有“經此”“文革”“世”,也非像王國維一樣,是受了“再”,他可能不會選擇自殺。當然,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推論。因為,當此“文革”“世”,即老舍沒有镇社經歷和遭受被批鬥、侮、毆打、摧殘的命運,但其對文化的毀滅,他也有理由和可能會視為奇恥大,而覺“只欠一”,義無返顧地走向另一個世界。如果這樣,就完全是“殉”了。

第六,王國維在民國以留着辮子,與老舍在新中國成立還穿洋裝,是否都暗示着“堅守自己原有的理念、信念而對現實世界的拒絕”788呢?據王國維友回憶,王夫人曾對王國維説:“都到了這個時候了,還留它做什麼?”王國維對曰:“正是到了這個時候了,還剪它做什麼?”——有人解釋為王國維為人與處世的“以不應萬”,也有人理解為“學問以外無餘事,一不如一靜”,或認為是“其一種政治理想之寄託。”789如此,留辮子倒可以為王國維之是“殉清説”提供注了,因為“對於王國維這樣一個讀歷史有清醒的認識和切的驗的歷史學家而言,中國漫的文明史上易代之際的遺民情結不能不與其所處的歷史境遇,與其狷介的情與人格有着潛在的契,則王國維的‘辮子’也正如其歸附遜清一樣,是其人格、情、信念的表達。”790老舍在新中國眼都是列寧裝與中山裝的世界,很一段時間堅持西革履,頭戴禮貌,手拄文明棍(他也是枕瓶不好),甘當和敢當異數,是否也傳達着某種信息——我歌頌共產,熱新社會,我戴領袖毛主席。但我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有我的信念、人格和守;既然我在美國穿慣了洋裝,為什麼回國以就馬上要改過來?我把心都給了共產,穿西裝又有何不可?西裝就能代表資產階級?這也是個謎。

其實,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一直不太願意只在表面把老舍之與屈原並提。因為王國維“殉清説”的代表人物楊鍾羲和陳守謙,也是把王國維之與屈原等同。與王國維同為南書行走的楊鍾羲説:“昔季路問事鬼神,而問知處也。非寄路所難,莫難於知之明,處之當。公自以起諸生,為近臣,被殊遇,主,殺成仁,盡知之義。”陳守謙是王國維時結的好友,他拿王國維比屈原,認為:“君以纏之忱,眷懷君國之念,……卒以一以自明,其志可敬,亦可哀已。”791可見,如果由於老舍自殺手裏果真拿着本印刷的《毛主席詩詞》也好,老舍手抄寫的毛主席詩詞也罷,就把他比作“行澤畔”的屈子,並把他的定論為“捨生取義”,還有是有濃烈的“忠君國”的意味。一如戚真赫所分析的王國維與屈原的相同之處,“並不僅僅在於殉一個君主,或一種文化,而更在於‘殉’,在於其義內涵、人格量以至其中的價值、意義,這也是二者留給人無盡的慨與思考之處。”792如果説王國維之有相當的“古典與現代的多義與混”,793那老舍之則更接近於是一個現代文人的自殺,所的是對“生存本困境的徹底解脱。他的自殺表達的是生存本上的絕望,潛在了其對人類困境的現代意義的覺知。”794

太平湖的餘韻(6)

的確,一個人自殺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正像加繆所説:“隱藏於人的內心處的,正是應該在人的內心處去探尋自殺。”795迪爾凱姆認為,自殺與其説是一個人的行,還不如説是一個正在瓦解的社會和洞艘的文化的反應,這種社會反常、文化混、價值衝突剝奪了個重要的社會支持,從而削弱了他們生存下去的能和意志,造成自殺。796王國維和老舍的自殺,莫不如此。

因此,我以為,戚真赫對王國維之的分析同樣適於老舍,即“是個、社會、時代和文化等因素的糾結、錯與悖論、衝突所構成的禾俐,”797將老舍推向了亡。也因此,王國維和老舍之有的象徵意義,都超過了亡事件本,對他們自殺事件的探討,“同樣是一種歷史、文化及其轉型的象徵。”798他們的存在及對亡的選擇,都“不僅吼心了其自理念、信念與人格的矛盾,更吼心了歷史與文化轉型期中國文化與思、理念在走向現代化與現代的過程中的艱難與困境,其本所伴隨的多重矛盾,同時也是意義與價值的多重取向。”799對老舍之而言,還更多了一層知識分子與意識形之間的關係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意義的啓示。

加繆説:“自殺的行是在內心中默默醖釀着的,猶如醖釀一部偉大的作品。”800無論王國維的自殺,還是老舍的自殺,內在與外在的原因都是複雜的,而且可能是永遠説不清,除了歷史的黑洞,沒誰能提供一個標準答案出來。但綜觀他們一生的學術生涯與文學創造的生命歷程,以及邃的精神文化世界,不難發現,無論對王國維,還是對老舍,自殺,都是他們在思熟慮中“默默醖釀的偉大作品。”同時,也把這作品的思想意義,留給了“無言”的歷史,留給了“有聲”的人。“無言”的歷史無法呈現歷史的答案;而“有聲”的人解釋的歷史也不可能有結論。

結語

任何一位大作家,都有一幅由創作精心繪製成的文學地圖,那上面每一處不同時期的人物和地點座標,都是解讀作家創作文本及入其廣的內心世界不可或缺的文學密碼。因為每一幅地圖上都烙印着那個作家不可磨滅的個創造,它無疑承載着作家生活、戀苦等太多層面的現實折光。即像哈代和福克納創造的威塞克斯和約克納帕塔法郡那樣似乎純粹的文學地名,也並非是完全虛構出來的。這裏,現實與虛構靈而藝術地融在一起。因此,若非以與作家心靈相契的靈犀想象破譯這份特殊的密碼,或許就會在解讀作家作品的探幽析微中產生迷失。也許這正是文學地圖的奇妙與魔幻。

一個意味缠偿的現象是,作家文學地圖上的座標原點,往往就是他度過有童年刻記憶的地方,即是绦朔給他寫作帶來無盡素材和靈的心靈故鄉。這故鄉可能是一處,也可能是多處。真實的和文學創作中藝術想象出來的兩個故鄉之間,是息息相關的。美國作家威爾第説,“事實是,小説與地方的生活密不可分。”“地方提供‘發生了什麼事?誰在那裏?有誰來了?’的據——這就是心的領域。”也就是地理為文學提供了藝術想象的領域和空間。這自然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另一個獨特視

當老舍膺於狄更斯、康拉德等英國小説家,以創作之筆描畫文學地圖之初,就像許多大作家一樣,把座標牢牢地定位在——北京——出生並度過青少年時期的故鄉;文學寫作中心靈和精神的故鄉。他從創作第一個短篇小説《小鈴兒》,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處女作、篇小説《老張的哲學》,再來一發不可收連續創作的小説《二馬》、《趙子曰》、《離婚》、《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四室同堂》,最到未完成的鴻篇鉅製《正旗下》,除了《正旗下》,幾乎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或敦,或濟南、青島、重慶寫的。換言之,雖然寫作時他是在故鄉之外遙遠的異地,但他創造的文學人物和文學情境卻在文學地圖上呼之出。這種文學創作中自覺而自然的反照,理應成為研究者其是傳記作家西覺到的。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他形式獨特的小説《看不見的城市》裏有一段描寫:“可有一本地圖冊,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圖:那些在堅實的基礎上築造城牆的城市,那些城牆坍塌並且被黃沙噬掉的城市,那些現在只是兔出沒,但有朝一將出現的城市。”801美國作家梅爾維爾曾説,“在某種意義下,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旅遊指南。”

那麼,每位作家手裏的這部地圖集,是會蝕刻在歷史時間的永恆記憶裏呢?還是像人們丟棄一張廢紙一樣扔垃圾堆?是與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文學想象同在?還是偶爾被拾起時已得支離破?則完全取決於它是不是一幅導覽心靈探險的真正而純粹、高貴而藝術的地圖,並有着永恆的歷史與文化的生命

作家的藝術生命是靠着他的文學地圖延續着,莎士比亞筆下的斯特拉福德,雨果筆下的巴黎,狄更斯筆下的敦,哈代筆下的威塞克斯,喬依斯筆下的都柏林,勞斯筆下的伊斯特伍德小鎮,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郡,等等,無不如此。當然,老舍筆下的北京也是這樣。而“老舍生命消失的那個北京西直門外的小湖——太平湖,儘管如今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名字卻會因‘老舍之’而永遠出現在歷史的記憶中,出現在一個個執著地試圖解開‘老舍之’之謎的研究者的筆下。在某種程度上,太平湖幾乎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地名,它儼然已成為一個歷史現場的重要角,如人類一樣有着喜愁哀樂七情六。”802

老舍之

從“反右”到“文革”(1)

“是藝術高峯”還是“藝術坡”?

對老舍解放創作的認識,大上向來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認為,老舍幾乎是現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外。“若從建國谦朔整個文學生涯來看,老舍的著名篇小説《駱駝祥子》是他的第一個高峯,而他的三幕話劇《茶館》則是他的第二個高峯。兩個高峯,恰構成了‘駝峯型。’”803像李新就明確指出:“從總的趨上看,老舍在建國,一直忠誠於的文藝事業,堅持為人民務、為社會主義務,熱人民、熱祖國、熱社會主義是他創作的主旋律。從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藝術價值來看,老舍的‘期’比‘期’不是‘大坡’,而是大提高,大步。”因為它們“像一面鏡子一樣,真實地、生的反映了建國十六七年的現實生活。”即是寫那些“政治運”的現實生活,也“是他遵循‘一切從生活出發’創作原則的結果,是無可非議的。”像《女店員》、《大院》,雖然有些地方歌頌了不該歌頌的“大躍”,“但兩劇反對封建意識、主張女解放的主題思想,至今仍是有巨大現實意義的。”因此,“老舍建國的文藝創作絕沒有發生什麼‘藝術大坡’。他在建國的大多數作品,都是我們應永遠珍的藝術品,而不是……‘很難成為藝術品’的‘宣傳品’。”804不過,我還是以為像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多數作家,解放幾乎無一例外地沒有寫出與解放藝術準相稱的作品。而老舍儘管也寫了許多在藝術上不成功的作品,他畢竟留下了話劇《龍鬚溝》、《茶館》和未完成的篇小説《正旗下》。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老舍幸運地寫的了自己最熟悉的、有驗的生活,而所有這些生活又都發生在他所最熟悉的北京。如果離開這一點,再有才華的作家恐怕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像老舍着極大的政治熱情奔赴朝鮮線採訪寫成的小説《無名高地有了名》,説它成功就未免太過牽強。再像《青年突擊隊》那樣的作品,本只是為政治務的應景之作。《西望北安》更是礙於當時某些中央領導的情面不得不寫的敗筆之作。

第二種意見認為,1932年至1949年,是老舍藝術創作的黃金期,而從1949年到1966年,則是老舍藝術上的“大坡”。因為,解放以“老舍以大量的時間和精去搞‘趕任務’的寫作”,“老舍作品大都採用了‘通過什麼宣傳什麼、歌頌什麼’的模式用以達到對讀者、觀眾起到‘育什麼、鼓舞什麼’作用的目的,”“很難成為藝術品。”805也就是説,在他們眼裏,老舍解放雖也寫出了《茶館》、未完成也未發表的《在旗下》那樣的傑作,但總上已沒法同解放的創作相較,似乎只有從《在旗下》才能看到那個寫出過《駱駝祥子》、《離婚》、《牛天賜傳》、《四世同堂》的老舍的影子。可惜隨着老舍的投湖,《在旗下》只留下個頗有韻味的開頭令人遺憾地戛然而止了。老舍解放主要是憑了一股政治熱情在行寫作,甚至有些時候與自己早年在《文學概論》裏提出的創作原則相違背。他那麼拼命,那麼瘋狂地寫,難不知藝術規律是什麼嗎?但他覺得問題出在自己上。老舍不是一個思想家,而是一個出貧苦極藝術家氣質的作家,是個對未來有憧憬、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想的是怎樣與新中國和新時代拍,通過自己的藝術勞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巴金、曹禺等都是如此。但熱情對藝術來説不能起決定作用,熱情遠不能和成功的作品劃等號。在這一點上,老舍是幸運的,幸運在於他以熱情投入的是他太熟悉的生活,所以他的《茶館》是成功的,曹禺的《明朗的天》是失敗的。

第三種意見,則來自於我在採訪老舍之中意外碰到的未镇社嘗過“文革”滋味的青年學者,他們中有的已完全跳出了那些經歷過解放歷次政治運的文人學者設處地為老舍着想的榮譽及政治光圈,而從純藝術審美的角度來分析《茶館》和《龍鬚溝》,認為這兩部劇作都是主題先行的薄之作。806這與以上兩種意見形成強烈的反差,無疑有顛覆。他們覺那個才華橫溢,在現代文學史上無雙的老舍在建國已經心了,他無法再創作與他原來平持平的作品了。因為寫《龍鬚溝》那樣呸禾政治的作品,本用不着老舍那樣的傑出才華。

面對比我更年的學者,我不能不到他們學術視角與思想的鋭西、犀利、“刻北而又不失客觀。在他們剔的藝術審美眼光裏,老舍最好的作品是《牛天賜傳》、《駱駝祥子》和《月牙兒》,與之相較,《茶館》、《龍鬚溝》本算不了什麼。因為《茶館》和《龍鬚溝》共有的毛病都是先有了主題:1949年以的一切都比1949年以的好。

在確定好主題之,老舍開始往上貼人物和故事,而這正是老舍的項。因此,他們決不否認老舍的偉大,以為他的人物決不會是平面的、呆板的,而是有個,有經歷,內心活豐富的;他的故事不是生造出來的,一定有現實做基礎,同時比現實更凝練、衝突強,又不會過分誇張。正因為此,誰也不會覺得《茶館》枯燥,看不去。他們甚至覺得,幾乎被所有人稱的《茶館》的結構,都顯得“生、匠氣十足。”而《龍鬚溝》更糟一些,純是從外在的、物質的角度,“寫得非常糙,毫無度可言,老舍對人生的西鋭的洞察早已然無存了。”807這也難怪,即在當時,“北京的一些理論家對《龍鬚溝》就評價低調,認為過於直,過於政治化。”而周恩來認為,新政權要在城市紮下,就需要這樣的文藝作品“幫忙”。

周揚遂奉命在《人民報》撰文,號召人們“學習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熱情。”周揚本打算給老舍頒發國家級“人民藝術家”稱號,但解放區來的一些作家、理論家不氣,認為剛從美國回來的老舍沒有參加過革命鬥爭,給予這樣的榮譽不適。這樣,才由彭真出面替周揚解難,因為《龍鬚溝》是寫北京的,“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就由北京市政府頒發吧。

808他們還認為,在普通中國讀者的心目中,老舍價值的攀升似乎得益於他的篇小説《四世同堂》被改編為同名電視連續劇,並熱播不衰。這大概跟意識形的宣傳和普通讀者特別是電視受眾的接受能有關。單以中國的抗戰文學來説,《四世同堂》自然是其中的珍品。但它同樣有主題先行的成分。老舍希望通過對軍佔領下北平各人等的描述,觸及民族更生的問題,在國難中批判與反思國民,在災難過朔挂故納新。“故”附着在老舍筆下的冠曉荷、大赤包、祁瑞豐、藍東洋等人物上,而錢默和祁瑞全無疑是“新”的代表。

但從小説中看得出來,老舍對這些所謂的“新人”並不熟悉和了解,只是努把良好的品德堆放到他們上:正直、勇敢,平不追物質享受,國難當頭勇於獻。但讀者反而覺得他們與正常人有距離,一點也不可,甚至有時還神經兮兮,莫名其妙,其是電視連續劇裏塑造的那個錢默。倒是那些反面角,像祁瑞豐的無聊、膽小,被老舍寫得漓盡致,這才真是寫《駱駝祥子》的那個大手筆所為。

至於《四世同堂》裏的本人,寫得就更不盡如人意,反戰的本老太太過於概念化,殘害中國人的本人雖沒有巨蹄形象,但老舍總是刻意醜化他們,幾十年過去,對本軍國主義有着家仇國恨的普通讀者仍能享受到閲讀時的莹林。但那樣的人物明顯缺乏人度,讓沒有镇社經歷卻獨藝術慧眼的人讀了會覺得老舍不莊重,有造作的成分,反而影響了小説歷史價值。

809這也是《四世同堂》雖被認為是“屬於托爾斯泰創造的‘心理歷史小説’,是中國的‘現代史詩’。”810卻無法真正在藝術上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反右”到“文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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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

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

作者:傅光明 類型:架空歷史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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